十四五规划意见稿中，除了像举国体制干科技、内循环聚焦国内消费、大力发展制造业这些最热门的话题以外，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去重点关注，那就是中国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。

毕竟，哪里经济大发展了，资金就会流向哪里，哪里就会有财富效应。

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意见稿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，就是从之前的发展先进地区变成了扶持落后地区，比如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、东北振兴、中部崛起等。

未来五年，中国的经济版图或将迎来巨变！

长期以来，以胡焕庸线为界，中国东西经济呈两极化发展趋势，“东西差距”广为人知。但是，从2010年代开始，中西部经济开始提速，在全国经济中的分量不断提升，“东西差距”收缩。

反倒是南北的差距进一步拉大。以北方来看，尤其是东北地区，无论经济增速还是经济比重都在不断下降，这一点可以看看去年的经济普查结果。

去年，中国进行了第四次全国经济大普查，对2018年的GDP进行了修正。全国GDP增加了18972亿元，增幅2.1%，达到了91.9万亿。虽然经济蛋糕扩大了1.9万亿，但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缘享受。相反，部分省份甚至面临着缩水。看下面这个图：

可以看到，除北京、河南、新疆外，GDP上调的基本都是南方地区。而除广西、湖南外，下调的基本都是北方省份。另外，GDP修订减少最多的6个省份，全部都是北方省，东北三省全部在列。

再看下面这是2019年各省市的GDP排行：

GDP总量前10的省，只有山东、河南属北方，其他都在南方。GDP总量靠后的10个省中，只有西藏、海南、贵州在南方，而西藏、贵州严格说都应是西部，其他都在北方。

城市的层面，从最新公布的2020年前三季度数据来看，南京GDP总量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进如前十，武汉扛住了疫情冲击，保住了前十位置。天津则不幸跌出，创下自清末以来的最低排名。

现在，北方只剩北京一座TOP 10了，这在过去100多年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，而如果你分别列出南北的前10就会发现，除京沪以外，南方各城市的GDP总量几乎都是相对应北方城市的2倍。

考虑到中国城市的庞大体量，2倍绝对是一个很悬殊的差距。这就意味着，中国南北差距已经到了最严峻的时刻。

之前有学者把中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实力换算成各个点的质量，找到了东南西北经济力量平衡的经济重心。轨迹西移意味着西部的追赶，南移意味着南方持续强势，也就是北方的衰落。从下图中可看出，相比东西的差距，南北失衡的趋势更加明显。

计划经济时期，北方城市基本靠着大项目撑起了经济的大半边天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北方依旧可以通过计划经济的惯性优势，以及进一步把“投资”这驾马车玩到极致，以平衡经济活力不及南方的短板。

1998年，当时北方经济热火朝天。坐拥全国第二大油田的山东，依靠重工业重回GDP第二宝座，山西靠煤炭致富则更简单粗暴，陕西小县城神木都能凭借地下有“矿”，开创全国首个全民免费医疗的“神木模式”。

2001年，中国入世，温州、泉州、东莞、佛山等普通地级市通过外贸实现逆袭。东莞也是在这个时期，收获了“世界工厂”的美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轮城市崛起集中在东南沿海。光从地形上看，北方不缺深水良港，日本人、德国人、俄国人当年为了青岛、大连等优良港口不惜兵戎相见，可见其重要程度。

历史优势仍在，但偏偏就是从那时候起，北方城市开始掉队了。

回顾改革开放这40来年，中国城市格局至少发生了三轮大洗牌。

第一轮是重工业落幕与沿海开放性经济的崛起；第二轮来自4万亿大投资与新经济的崛起；第三轮来自中心城市、都市圈和城市群的驱动。这三轮大洗牌，分别造就了沿海城市、中西部省份以及强省会的崛起。在改革开放之前，资源型城市举足轻重，而无论是煤炭还是石油，基本都集中于北方，这也正是40多年前北方城市雄霸GDP榜单的原因所在。

想象一下北方某些地区遍地磕头机的情景，所在的城市却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喧嚣。

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，加上中国加入WTO，东部沿海城市开始崛起。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地得风气之先，率先进行制造业转型，跻身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，经济呈现市场化和全球化特征，孔雀东南飞，成为一时之选。其实孔雀东南飞，这几年更为明显。 人口增量，是城市吸引力的关键信号。人往哪里去，哪里就是经济发展的热土。

下面这是2018年全国主要城市人口增量排行：

在全国人口增量排行前十的城市中，只有西安和郑州属于北方城市。在人口增量排行前二十的城市里，只有西安、郑州、青岛、济南四个城市位于北方。

在省份上也是如此。

在2018年人口净流入排行前十的省市中，作为前三的广东、浙江、安徽都是南方省份，前十中只有陕西属北方。而在人口净流出的后五个省市中，只有江西位于南方，其他都位于北方。

说道人口，其实近几年中国整体的人口红利是在消退的，我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。以广东为代表的东南沿海省份，率先向高新产业进军，而坐拥劳动力优势的中西部人口大省，则承接了从沿海转型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因而工业增速不断飙升，经济由此水涨船高。

而2008年是一个拐点性年份，全球金融危机，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挑战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南北版图。

199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1.8％，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。但从那时开始，内需就成为中国的关注点，201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又回到了31.8％。

金融危机爆发后，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，但由于基数巨大，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值仍然极其可观。时至今日，中国几乎所有重要工业品的产量都高居世界榜首。与德国、日本等工业国不同的是，中国生产的大量工业品，主要市场不是国际，而是在国内。

1996年，中国钢产量达到世界第一；2009年，中国汽车产销量达到世界第一。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成为“世界工厂”的先声，后者则是内需启动的标志。

投资、出口、消费是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。遗憾的是，陷入投资这一路径依赖的北方，在错过借力出口后，又在消费上落于人后。

2012年，以煤炭、钢坯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暴跌，进入下行周期。依赖传统资源和重工业的北方经济模式就是从那时开始被重挫。

过去，哪里靠近矿产等上游资源，哪里就可能因工业而腾飞。当消费而非生产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最重要因素，哪里有更活跃的服务业，哪里才可能有更好的经济表现。

大多数北方城市在所有制上高度依赖国有企业，民间经济活力不足，计划经济残余尾大不掉。加之国家对环保要求从严，譬如曾长期跻身TOP 20城市之列的唐山，就是因钢铁去产能和环保限令，跌出了TOP 20。可惜三产的培育无法一蹴而就。时至今日，唐山二产占比57%，三产占比仅有34%，该指标是TOP 25城市中唯一一个低于40%的。

回望2008年，中国主要城市的首要经济支柱，大多还是制造业。当时TOP 20城市中，三产比重高于二产的只有北上广深4座一线城市。但到了2019年，二产比重高于三产的只剩下佛山一座城市。

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，2008年以前，工业和外贸决定了城市实力；2008年之后转为内需驱动，一座城市的人口集聚和消费能力，以及背后的第三产业的水平高低，对城市的影响越来越大。

今年，新冠疫情袭击全球，中美对抗不断升级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，“内循环”成了高频词汇。

毫无疑问，“内循环”之下，消费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更甚以往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北方没有机会。消费固然重要，但能源安全、粮食安全、战略纵深等问题，不能不留后手。

内循环同样寻求最优配置，在东北发展现代农业，可能成为振兴工业之外的选项和突破口。东北早已完成了东方鲁尔的历史使命，但中国北海道的未来，还等着东北去拥抱。

不久前刚闭幕的五中全会，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意见稿专门提到了“优化国土空间布局”，底层的逻辑就是文初提到的：从发展先进地区变成了扶持落后地区。

经济重心的南移是资源配置的结果，要尊重市场，但国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，治国理政也不完全等同于经商逐利，还要考虑战略大局。

区域之间的贫富悬殊，一直是顶层高度忧心的问题。这不仅仅是先富带后富的承诺，还关系到大国复兴的历史进程。

在南北经济失衡的大背景下，未来国家会更多支持北方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。

从投资的角度看，既要尊重市场规律，又要紧盯政策的走向，你对南北差距的认知一定不能简单停留在城市绝对实力的对比上，要从更高的角度找到北方城市在未来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定位。

可能，投资机会就在其中！